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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东峰: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“牛鼻子”

2019-05-21 07:22 来源:搜狐

  王东峰: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“牛鼻子”

  百度《办法》指出,城市湿地公园是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,以保护城市湿地资源为目的,兼具科普教育、科学研究、休闲游览等功能的公园绿地。对应一下当年的“八八”战略和浙江的实践历程,我们可以体验到,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,有着鲜明的历史脉络和深厚的实践积累。

”三、成效《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管理条例》通过核发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形式,明确排污者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,实现总量控制要求、污染减排任务和污染物排放许可管理的有机结合,从而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,促进和保障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。重视环保责任,是企业转变发展方式、提高发展质量、树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量,企业要自觉承担起、履行好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,主动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,积极支持环保公益事业,树立现代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。

  但是,我省人口多、底子薄、基础弱、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没有根本改变。2.信息采集推行市场化本着“养事不养人”、“政府花钱买信息”的精神,将城市管理问题的信息采集通过市场化模式运作,通过招标确定了信息采集公司,按区域进行城市事、部件问题日常信息的采集和核实、核查,以全面、准确地反映城市管理中的问题,保证信息采集的质量。

  4.在“学校”这里的学校就指学生平日中学习成长的地方。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进程中,“钱从哪里来和去、地从哪里来和去、人从哪里来和去、手续怎么办”这“四大难题”是不容回避的。

同时每年以市委、市政府两办名义下发《全市普法教育依法治市工作要点》,将创建任务分阶段、分步骤实行细化和量化,确保创建工作有序推进。

  人员接收。

  所有这一切,都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坚持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课题研究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,离不开社会参与及与政府的互动。

  近年来,我省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,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,积极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,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  如何使流动人口更好的融入城市,已成为城市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。但同时要看到,中国城镇化是在人口多、资源相对短缺、生态环境比较脆弱、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的。

 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。

  百度21世纪的中国,科学发展观必将统领发展,法治建设必将引领进步。

  每一个单位,每一个家庭,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者、实践者和推动者。建设“法治杭州”,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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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东峰: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“牛鼻子”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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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东峰: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“牛鼻子”

百度 这些复杂而交叉的情况,使得主城边缘的大型保障房住区呈现不同的发展动态,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推进其可持续发展。

2019-05-21 09:23:37 凤凰历史 张国刚

张国刚 现场图

嘉宾简介:张国刚,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,获历史学博士学位。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主任,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唐史学会会长、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。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

【导言】2019-05-21,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受命南下广州,前往中山大学探望老师,意在说服63岁的陈寅恪北上就任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。陈寅恪在口述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中,重申了当年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上写下的那句著名的话:“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他进一步说,“‘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,其岂庸鄙之敢望。’一切都是小事,惟此是大事。”在他看来,学术的兴替,“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”。梁启超也说过:“学术思想之在一国,犹人之有精神也。”

今天,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,如何重树文化自信,传承和光大中华文化?刘梦溪先生在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中指出:“学术思想发达与否,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。”故此,当前如何看待学术典范,在浮躁功利之风依然甚嚣尘上的时潮中,学者应坚守怎样的精神品格,是知识精英必须深思的问题。

2019-05-21,“学术典范与文化传承——《学术与传统》商略雅集”在京举行,利用会议的的间隙,凤凰历史就上述问题专访了隋唐史暨中西交通史专家、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。以下为访谈实录,采访整理:唐智诚

陈寅恪最值得推崇 完成融合与重建的大师还没出现

凤凰历史:在您心目中,您最推崇的近代知识分子是谁?能给我们讲一讲吗?

张国刚:近代知识分子群星灿烂,各有各的特点,有的很有风骨,有的更有政治热情,有的更深邃。如果从我们今天讨论的学术和传统这个主题来说,我倒觉得陈寅恪大概最值得推崇。

他有什么特点呢?他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,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那不用说了,而且他的家世也好,他还有很长的西方留学经历。年轻时候在日本,后来在美国,之后在德国。我曾经去查过他在德国的学习档案,包括他上的课程,他求学的老师,我也写过关于陈寅恪在德国求学时候的文章,我就觉得他有一种抱负。他在西方生活这么多年,全部加在一起可能超过十年,但是他没有拿任何学位。也就是说他是要求文化的真经,不在乎拿着学位去找饭吃。他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:在他所处的时代,国家应该怎么样现代化?这个现代化指的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。

他在审查冯友兰哲学史书稿时,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:“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,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,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,在吾国思想史上,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,且亦终归于歇绝者。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,有所创获者,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,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,乃道教之真精神,新儒家之旧途径,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也就是说,我们现在面对西方应该像当年的宋儒和道学那样,以中国文化来吸收、容纳、消化现代西方文明,包括东欧和北美的西方文明。这要怎么做呢?在他的文章里有体现。你看他著名的书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、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,他的文章形式很传统,但提出的问题非常现代。他关注现代意识的种族、文化包括政治的变迁,他希望在人类历史中能找到一种西方人追求的那种“范式”,不像过去都是讲的忠奸、正统这些概念。他有一种社会科学的关怀在里面,这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。

他的问题意识很现代,但是形式很传统。所以包括他的家国情怀,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风骨。近代学术史上面最大问题就是古今中西的问题。古的怎么在现代传下来?中和西怎么能够既坚持中又融了现在西的内容?

凤凰历史:有人有一种说法,民国之后再无大师,这种观念您怎么看? 

张国刚:这要定义什么是大师?我们从历史翻看这个,我们也翻看当代、近代,你可以说董仲舒是大师,但是你知道经学史上还有一些大师像郑玄,像王肃,这是今文古文汇通的大师。可是大家一看历史上定位董仲舒高,但是学术成就郑玄、王肃可能高。因为董仲舒他是率先提出“独尊儒术”,把诸子百家熔于一炉,但是具体学问的融通是一代代经学家在做的。 

我们再看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阶段,这时候面对的是儒释道合流的问题,在这个问题当中有大师是谁呢?咱们讲张载、周敦颐、二程、朱熹、王阳明这些,早前还可以追寻一些。可是最早开始这个工作的,开这个头的可能要讲梁武帝,可能要讲到文中子王通,可能要讲到宗密、讲韩愈,他们开了风气,提的是观念,但是最后在程朱陆王手上完成的。

当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,提出中西古今,那一代人最早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,做出一些论述,所以他们就是大师。但是他们留下的创造性的著作到底有多少?未必见得很多,即使很多的,也未必一定现在能够拿来当经典那么去研读。像梁启超、王国维的书也很多,但是真正现代做经典的,像《四书五经》那样研读的也不是太多。你写中国历史研究法,你可能还不能就用梁启超的,我们可能还要以现在的观念来写。

我们现在讲的那些大师是开风气,但是中国文化、中国学术真正要完成古今中西的融合和再创造,其实这个任务大师们没完成,还有待来者。 

凤凰历史:还需要一代一代的。 

张国刚:对,我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说,大师还没出现呢。 

凤凰历史:您这个观点非常的新颖。开风气之先是一种形式的大师,真正完成古今中西融合和重建这个大师还没出现。那您觉得现在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应该做一些什么,为新的大师的出现提供一些土壤和环境呢?

张国刚:你用这个词好,提供土壤和环境。大师不是培养来的,大师是培养不出来的。土壤和环境,我想第一个就是讲中国文化、传统和学术。首先从五四到文革我们被破坏的传统要重建起来,所以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。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是要重建,让现在的学人、学者能够认识我们的传统,能够传承我们的传统,能够了解我们的传统,了解我们的文化。 

第二个,我刚才讲了我们是跟西方共生时代,所以对西方的经典,我们也应该接受过来。如果真正是一个大师,他应该对这个了解的。日本人是有西方的东西就大量翻译,现在人外语好一点,但是多数人也没有完全好到能直接阅读西方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吧?还是要大胆的翻译,构成一个土壤。但是真正的大师是很少的,多数人就不叫大师了,这些人要能够对西学也有深切的了解。 

第三个,我觉得要对自己文化有自信,这就是一个价值观、理念问题。在自信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东方,了解西方,然后它还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来创造,这个自由很重要。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干什么,自由是说在一种规则下,你能够有很大的发挥能动性的空间,自由是相对规则的。动物世界是追求自由的,人类世界是追求规则的,所以在这个规则下还能够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让天才能够施展出天才,这个社会环境也需要逐步创造。

弘扬传统文化行政不要过多干预

凤凰历史:您刚才也讲到今年年初印发的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,《意见》发布以后社会反响也挺大的,您觉得在我们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潮流当中,有什么需要值得警惕的吗?或者需要防止反面的一些什么东西吗? 

张国刚:任何一个事情,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方面,不可能完全像军队命令一样的不折不扣地执行。因为社会很复杂,人和人也不一样。《中庸》讲的,人有“生而知之”、“学而知之”、“困而知之”的区别。人的资质不一样,有的天生就聪明,有的通过勤奋才行,有的碰到问题了才去学。还有“安而行之”,“利而行之”,“勉强行之”,如果说传统文化落地是一个“行”的话,有的他就喜欢做,愿意去做,所谓“安而行之”;有的是有好处、有商业利益推动他才“利而行之”;有的是因为被要求,你不这样做就升不了职,所以勉强而行之。

人非常复杂,从知到行。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工程,也有个知和行的问题。既然知和行都这么复杂,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问题。何况现在不是有多少问题,现在是要重建。有了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,有了问题也是建设的问题,还没开始就老盯着问题,这本身就是问题。

所谓问题,它可能是跟时代不合拍,所谓问题,它可能是跟法律有抵触,所谓问题,它可能是跟大众的价值观有相违。该法律管的法律管,该利益管的市场管,行政上不要动不动的好像谁代表什么来做。现在应该从学前教育、学历教育、高等教育、继续教育、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,从服装、语言、礼仪这些方面让大家去做,对不对?唯一的准则就是法律和有关规则。你不要说,这里过分了,那里过分了,应该以法律为准来监管,不要从主观上来监管。 

比如说,第二次结婚不能摆酒宴,这个手伸的太长了吧?比如说小孩子不能背经典,不能读经典。这是个人自己的事,有的小孩背《四书五经》,我想社会让它自己去纠正。现在其实就是在一个政府的规范的框架下,应该让老百姓去做自己的事。 

我举个例子,我们有一个教授,他研究先秦礼仪,射、御,虽然先秦的这个礼到汉代以后就变化很大,宋礼变化很大,但是并不妨碍学者自己去研究自己喜欢和熟悉的东西。假如说我是领导,我说那不行,不能研究,这就不合适了。让社会上在这个方向去做。要说注意事项,第一个以法律为准绳,以各种规范为依归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;第二个行政上不要过多干预和指责,政府可以有些指导性意见,可以有一些规范,但是不宜过多的干预和指责;第三个,带着文化自信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,因为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,本质上是中华文明的复兴,是中国这一套文化体系,它在现代生活当中有它存在的价值,有它的当代社会生活的表现方式。 

凤凰历史:它可以说是活着的延续下去,不是一些死板的,在书上的东西。 

张国刚:对了,对了。 

凤凰历史: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政府它应该做什么,不应该做什么。还想请教一下您,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,知识分子和媒体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? 

张国刚:这个题目很大,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人,网络时代是精英和平民在同一个传播渠道里的时代,因此精英有分工。我们不能否定原创的东西,但是一些精深的研究是少数知识分子要做的,可能在承接的过程当中精英还更有一份责任,因为我们今天精英和平民在一个渠道里,不像过去精英渠道和平民渠道是分开的。所以知识分子在学术原创的时候,还应该考虑一下大众的需求和大众的传播形式。

今天媒体跟过去不一样,古代的媒体就是嘴巴,为什么说三人成虎?没电视,没广播,没报纸,这个说,那个说,就成为传播了。后来的媒体,在传播渠道上也有限制,从书报到电视就已经走向大众化了。但是现在网络不一样了,每个人手上都有终端,所以媒体应该担当起这个沟通精英和大众的责任。

但是最近又有报道,说在美国从特朗普上台以后,纸质媒体大幅度增长,《华尔街时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有60%、70%的用户增长。为什么?网络媒体、自媒体虚假的东西太多了,不负责任的东西太多了。这就是一个信号了,也许到了一个转折点。如果看网络的东西大家不太放心,纸质的东西好像总得有点根据,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媒体和职业媒体分离开来。做职业媒体的人跟自媒体不一样,自媒体它肯定有虚假的,它有一个大的框架就是法律和道德,但它可以不太在乎诚信问题。而对职业媒体来说,在法律道德之外,它还有个诚信的约束,因为这是职业存在的基础,所以我们的媒体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,应该更加有一份社会责任和职业责任、职业担当,不是说哪个能吸引眼球的就吸引,然后不顾它有可靠的知识,真实的,或者有一定的价值的知识。

凤凰历史:好的,那我们就聊到这儿,谢谢您。

 

责编:王诗云 PN1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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